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机制?(一)

应内部征稿而作

题解:首先理出关键词,1)我们;2)什么;3)创新机制。利用这三个关键词将原问题转换成如下白话:XX目前或者在未来需要“建立”什么样的制度来促进创新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等于审视如下三个关键问题:
1) 对XX来说,什么样的创新制度最为合适?
2) 如何建立这样一种创新制度?
3) 如何评估这种创新制度是否有效?

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,仍需要审视一个更为深刻、争论已久的话题:创新是什么?回到本原的做法通常来讲是最为有效的。

从长远来看,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与理解决定了大到国家、小到个人、(对我们来说)企业的生命长度。目前最容易犯的错误即是信奉一种化约论,或称还原论,认为目前互相冲突的各种价值是可以还原到某种真善美而得到统一,可惜这只是基督教世界观下的一元论思想。回到创新,熊彼特指出创新是一种“创造性破坏”,核心在于摧毁旧有的组织生产要素方式,改为采用新的、超越现有利润的组织方式。因此,创新的概念最核心的两点在于:第一,脱胎于现有的组织方式;第二,对现有方式的摧毁或“革命”。这也就意味着,创新必须依托于目前的组织方式以获得初始动力,同时必然与现有的某些制度、技术积累、观念相冲突。先有种子后有花果,任何形式的创新首先依托于长时间在某一领域的专注与积累。但创新一旦触发,有可能对原有的积累摧毁殆尽。最直接的例子即是,人年龄愈大,接受新鲜观点的难度越大。原因即在于新鲜观点摧毁了原有的价值观念。

除此之外,另一个更容易犯的错误在于市场迷信。市场迷信实际上等于制度迷信。信奉被扭曲的斯密理论的经济学家难以解释为何市场中会存在企业,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交易成本理论。从曼德维尔到哈耶克,前者称颂在伟大的机制下,私人的恶能带来公共的善(Private Vices, Public Benefits),后者则抨击共产主义这样一种视图控制“需求”的制度并称颂某种“自然生长”的“市场制度”。两者的前提与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,即人是靠不住的,与其改善人,不如改善制度。哈耶克稍稍修正了这种理论,将这种改善后的制度归纳为某种“自由生发”的制度。回到创新,无论是被扭曲的斯密理论,还是被扭曲的马克思理论,都是在新教兴起的背景下,对创新传统社会制度提出的两条建议,源头一致,但路径却相反,尽管结果都不怎么好。原因主要在于,重点没有放在人上。创新永远由小部分人做出,继而惠及,或者毁灭大多数人。当然,首先得摧毁自己。

可以有很多种方式,但很难有多个重心。虽然“建立创新体制”看似与“建立驱动人才创新的体制”并无二致,但稍稍的重点偏移便会带来长期效果的极大不同。前者注重创新变现的流程,而后者注重对创新初始动力的激励。前者典型代表有苹果,后者典型代表Google。目前无法判断哪一种更好,但差异是无法避免的——尽管本文观点并非建议XX选择哪一种。

结合上述的理解,在这一思考框架下,具体实施的“制度”可以有:逐步实施、为某些人群提供可选择的终身雇佣制。驱动创新的体制不再成为问题,甚至如何“激励”人才也并非是最要紧的,真正需要关注并尝试用制度、文化以及其他方式来“建立”的乃是消除对破坏的恐惧,也就是消除创新人才对某种形式的毁灭的顾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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